第(2/3)页

    太史公说：淳于髡仰天大笑，因而齐威王横行天下。优孟摇头歌唱，因而打柴为生的人得到封地。优旃靠近栏杆大声一喊，阶下持盾卫士因而得以减半轮值。这些事迹难道不都是伟大而值得颂扬的么！

    货殖列传

    老子说：“太平盛世到了极点，虽然邻近的国家互相能望见，鸡鸣狗吠之声互相能听到，但各国人民却都觉得自家的饮食最甘美，自己的衣服最漂亮，安于本地的习俗，乐于自己所从事的行业，直到年老死亡也不互相往来。”到了近代，如果还要按这一套行事，那除非堵住人民的耳目，否则几乎是无法施行的。

    太史公说：神农氏以前的事，我不了解。至于像《诗》、《书》所记载的虞舜、夏朝以来的情况，则是人们的耳目总要极享声乐美色之好，嘴巴总想尝尽各种肉食的美味，身体安于闲适快乐的环境，心里又夸耀着拥有权势、才华的光荣。统治者用这种风气浸染百姓已经有很久了，即便用老子的那些妙论挨家挨户地去劝导，也终究不能感化谁。因此，最好的办法是顺应他们，其次是因势利导，然后是加以教诲，再加以整顿约束，最坏的办法是与民争利。

    山西盛产木材、竹子、谷子、苎麻、牦牛尾、玉石；山东盛产鱼、盐、漆、丝、声乐美女；江南出产楠木、梓木、生姜、桂花、金、锡、铅、朱砂、犀牛、玳瑁、珠玑、象牙兽皮；龙门、碣石以北地区盛产马、牛、羊、毡裘、筋角；铜和铁则分布在千里之内，矿山到处都是，有如星罗棋布。这就是各地物产分布的大概情况，都是中国百姓所喜好的，俗话说的穿着、饮食、养生、送葬的物品。所以，人们要靠农民种地来取得食物，要靠虞人上山开采、渔夫下水捕捉来获得物品，要靠工匠制造器具，要靠商人流通货物。这难道还要官府发布政令，教化征召百姓限期集会吗？人们都各自施展才能，竭尽力量，来得到自己想要的。所以，货物低价时就到别处求得高价出售，货物高价时就到外地求得低价购进。人们各自努力从事自己的本业，乐于做自己的工作，就像水往低处流那样，日夜没有休止的时候，不用征召便会自动前来，不用强求民众便会生产。这难道不是符合规律、顺应自然的证明吗？

    《周书》上说：“农民不种地会使粮食缺乏；工匠不制造会使器具缺少；商人不做买卖，会使吃的、用的和金钱这三种宝物无法流通；虞人不开发山泽会造成资源短缺。”财物匮少了，就无法进一步开发山林水泽。农、工、商、虞是人民穿衣吃饭的来源。源大则富裕，源小则贫困；来源大了，上可以使国家富强，下可以让家庭富足。贫穷或是富裕的机会，没有谁能剥夺或是施予，但聪明的人总是财富有余，而愚笨的人往往贫穷不足。所以姜太公被封在营丘时，本来那里多是盐碱地，少有人烟，于是姜太公便鼓励妇女去纺织刺绣，竭力提倡工艺技巧，又吩咐人们把鱼类、海盐贩运到其他地区，结果别国的百姓和财物纷纷流入齐国，像钱串那样络绎不绝，像车辐那样聚集齐国。所以，齐国能生产冠带、衣履供天下所用，而东海、泰山之间的各路诸侯都整理好衣服去朝拜齐国。后来，齐国中道衰落，管仲重修姜太公的事业，设立了管理财政的九个官府，使得齐桓公得以称霸，数次以霸主身份会合诸侯，匡正天下政治；而管仲本人也得到三归台，虽然他的官位只是陪臣，却比各诸侯还富有。自此后，齐国富强，一直延续到威王、宣王统治时期。

    所以说：“粮仓充盈了，人们就会懂得礼节；衣食丰足了，人们就会知道荣辱。”礼生于富，而废于贫。所以君子富有了，就喜欢做好事；小人富有了，就会随心所欲地去做他能做的事。江水深，鱼儿就在此处生存；山林深，野兽就在此处藏身；人富有了，仁义就会依附于他。富有者得势时更加显赫，失势时，他的门客也无处容身，所以心情不快。在夷狄那里，这种情况更是显著。俗语道：“家里有钱的人，不会因犯法而受刑死于闹市。”这话不是空的。所以说：“天下人熙熙攘攘来往穿梭，都是为利而来，为利而往。”那些有千辆兵车的天子、有万户封地的诸侯、有百室封邑的大夫，尚且害怕贫穷，更何况编入户口册里的普通老百姓呢！

    过去越王句践在会稽山之上被围困，就任用范蠡、计然。计然说：“知道快打仗了，就要做好打仗的准备；了解货物何时为人所需，才算懂得商品。善于体察时机与用途，就能看得清楚各种货物的供需行情。所以，岁在金时，就能丰收；岁在水时，就要歉收；岁在木时，就会闹饥荒；岁在火时，就会干旱。旱的时候，就要备船以待涝；涝的时候，就要备车以待旱，这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一般来说，六年一丰收，六年一干旱，十二年一次大饥荒。粮价每斗二十钱，农民的利益会受损害；每斗九十钱，商人的利益要受损失。商人受损，钱财就无法流通；农民受损，田地就会荒芜。粮价每斗最高不高于八十钱，最低不低于三十钱，则农民和商人都能获利。平价出售粮食，调整物价，使关卡税收和市场供应都不缺乏，这些就是治国之道。至于积贮货物的道理，是务求完好坚牢，没有滞留的资金。买卖货物的时候，凡是易腐的物品不要久藏，切忌冒险囤积以求高价。研究商品过剩或是短缺的原因，就会通晓物价贵贱的道理。物价贵到极点，就会归于贱；物价贱到极点，就要归于贵。当商品贵到极点的时候，要及时卖出，将其视同粪土；当商品贱到极点的时候，要及时购进，将其视为珠宝。商品货币的周转流通要像流水那样。”句践按着计然的策略治国十年，越国富强了，能用一大笔钱去收买士兵了，可以使士兵们不顾箭射石击去冲锋陷阵，就像口渴时要抢着喝水一样，终于报仇雪恨，将吴国灭了，继而耀武扬威于中原，成为“五霸”之一。

    范蠡已经协助越王洗雪了会稽被困的耻辱，便慨然长叹道：“计然的策略有七项，越国只运用了其中五项，就实现了雪耻的意愿。既然施于治国这么有效，我要也用它治家。”于是，他便乘一叶扁舟漂泊江湖，改名换姓，到齐国叫鸱夷子皮，到陶邑叫朱公。朱公觉得陶邑是天下的中心，与各地诸侯国四面相通，是货物贸易的场所。于是治理产业，囤积居奇，抓住时机寻求利益，而不责求他人。所以，善于治理产业的人，要能选用贤人并且把握时机。他在十九年间三次赚得千金钱财，两次分散给贫困的朋友和远房的兄弟。这就是人们所谓的富裕了便喜欢做仁德之事的君子了。范蠡后来年老力衰，听任子孙处理他的产业，子孙继承了他的产业并有所发展，于是达到巨万家财。所以，后世人谈论富翁的时候，都称颂陶朱公。

    子贡曾跟着孔子学习，离开孔子后去卫国做官，又运用卖贵买贱的手段在曹国和鲁国之间经商，孔子的七十多个高徒之中，端木赐（即子贡）是最富有的。孔子的另一位高徒原宪（即子思）穷得连糟糠都吃不起，隐居在陋巷里。而子贡却乘着四马并辔的车子，带着束帛厚礼去拜访、馈赠诸侯，他所到之处，国君只与他行宾主之礼，而不行君臣之礼。孔子能名扬天下，是因为子贡在人前人后辅助他。这便是所谓得到形势的帮助而使名声更为显著吧？

    白圭是西周人。魏文侯在位的时候，李克正着力于开发土地，白圭却乐于观察市场行情以及年景好坏的变化，所以当货物过剩而被低价抛售的时候，他就收购；当货物不足而被高价需求的时候，他就出售。谷物成熟的时候，他将粮食买进，出售丝、漆；蚕茧结成的时候，他将绢帛棉絮买进，出售粮食。他知道，太岁在卯位的时候，五谷丰收；转年年景会变坏。太岁在午位的时候，会出现旱灾；转年年景会很好。太岁在酉位的时候，五谷丰收；转年年景会变坏。太岁在子位的时候，天下会大旱；转年年景会很好，会有雨水。太岁复归卯位的时候，他囤积的货物大概比往年要增加一倍。要增加收入，他便收购下等的谷物；要增加谷子石斗的容量，他便收购上等的谷物。他能做到不讲究吃喝，节制嗜好，减少穿戴，与奴仆同甘共苦，他抓住赚钱的时机就像凶猛的野兽和飞禽捕捉食物那样迅捷。所以他说：“我经商致富，就像伊尹、吕尚制定谋略，孙子、吴起带兵打仗，商鞅推行变法那样。如果一个人的智慧达不到随机应变，勇气够不上果敢决断，仁德做不到正确取舍，强健不能够有所坚守，尽管他想学我的经商致富之道，我终究是不会教给他的。”因而，天下人要经商致富都效法白圭。白圭大概是因为有所尝试，有所尝试才有所成就，这不是马虎行事就能达成的。

    猗顿靠经营池盐起家。而邯郸郭纵靠冶铁起家，其财富多得可以与王侯相比。

    乌氏倮从事畜牧业，等到牲畜众多之时，便全都卖掉，再购买各种奇异的物品和丝织品，将其暗中献给戎王。戎王再以十倍于所献物品的东西补偿给他，送给他牲畜，多到要用山谷为单位来计算牲畜的数量。秦始皇下诏乌氏倮可与封君同列，按规定时间与诸大臣一起进宫朝见。而巴郡寡妇清的先祖自从得到朱砂矿后，竟好几代人独揽其利，家产也多到不计其数。清虽是个寡妇，却能守住先祖的家业，用钱财保护自己，不被他人侵犯。秦始皇觉得她是个贞妇，便以客礼对待她，还为她盖起了女怀清台。乌氏倮不过是边鄙之地的畜牧主，巴郡寡妇清不过是穷乡僻壤的寡妇，却能与皇帝一样名扬天下，难道不是因为他们很富有吗？

    汉朝建立，天下统一，朝廷便开放关卡要塞，废除开采山泽的禁令，因此富商大贾得以畅行天下，交易的货物流通顺利，他们的欲望都能得到满足，汉朝政府又将豪杰、诸侯和大户人家迁到京城来。

    关中地区从汧、雍二县以东到黄河、华山，沃野千里。从有虞氏、夏后氏时代开始上贡赋起，便把这里当作上等田地，后来公刘迁居邠地，周太王、王季住在岐山，文王兴建丰邑，武王治理镐京，因此这些地方的人仍保有先王遗风，爱做农事，种植五谷，重视土地，将干坏事看得非常严重。直到秦文公、秦德公和秦穆公定都雍邑，雍邑地处陇、蜀要道，商人很多。秦献公时迁居栎邑，那里北御戎狄，东通三晋，也有很多大商人。秦孝公和秦昭襄王将咸阳治理得很好，汉朝也将咸阳当作都城，并在长安附近建了诸陵县，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集中于此地，这里地方很小，人口又多，因此当地百姓越来越钻营取巧，多从事商业。关中地区以南则有巴蜀地区。巴蜀地区也是一片沃土，盛产栀子、生姜、朱砂、石料、铜、铁和竹木之类。南边可抵御滇地、僰地，僰地多出僮仆。西边邻近邛地、笮地，笮地出产马和牦牛。然而巴蜀地区交通闭塞，虽修了千里栈道，与关中无处不通，但只有襃斜通道控制其出口，联通四方道路，用多余的物品来交换短缺的物品。天水、陇西、北地以及上郡与关中地区的风俗相同，西有羌中的地利，北有戎狄的牲畜，畜牧业天下第一。可此处地势险要，只有长安与其相通。所以，整个关中地区占天下三分之一，人口不过占天下十分之三；然而这里生产的财富，却占天下十分之六。

    古时候，唐尧定都河东晋阳，殷人定都河内殷墟，东周定都河南洛阳。河东、河内与河南这三地位于天下的中心位置，好比是鼎的三个足，是王者更迭建都的地方，各有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历史，此地狭小，人口众多，是各诸侯聚会之所，所以当地民风小气节省，熟悉世故。杨邑、平阳邑人民，往西可以到秦、戎狄地区经商，往北可以到种、代地区经商。种、代两地在石邑以北，接近匈奴，多次遭受掠夺。当地民风强直、好胜、扶弱抑强，不愿从事农业和商业。但由于该地邻近北方夷狄，常有军队出入，所以从中原运过来的物资，时常有剩余。当地民风强悍而不务农事，从三家尚未瓜分晋国的时候，就已经有人对其民风感到忧虑，而到赵武灵王的时候，就更为助长了这种民风，当地民风仍保有赵国的遗风。所以杨、平阳两地的人民在其间游刃有余，能得到他们想要的。温、轵地区的人民往西可去上党地区经商，往北可去赵、中山一带经商。中山土地贫瘠，人口众多，沙丘一带还有纣王传下来的殷人后代，百姓性情急躁，靠着投机取巧生存。男子们常聚在一起游戏玩耍，慷慨悲歌，白天围在一起杀人抢劫，晚上就挖坟盗墓、制造赝品、私铸钱币，多有美貌男子，去当歌舞艺人。女子们则弹奏琴瑟，到处游走，向权贵、富豪讨好献媚，有的女子被纳入后宫，遍及诸侯之家。

    邯郸也是漳水和黄河之间的一个都市。北通燕、涿，南有郑、卫。郑、卫民风与赵相似，但由于地靠梁、鲁，民风稍显庄重而又看重操守。卫君曾将都城从濮上的帝丘迁到野王，野王的民风崇尚气节，扶弱抑强，保有卫国的遗风。

    燕国的故都蓟也是渤海和碣石山之间的一个都市。南通齐、赵，东北与胡人交界。地处上谷到辽东一带，地方偏远，人口稀少，多次遭胡人侵扰，民风与赵、代地区大致相仿，民风迅猛凶悍，百姓不爱思考，当地盛产鱼、盐、枣、栗。该地北邻乌桓、夫余，东面可以控扼秽貉、朝鲜，真是一个有利的战略位置。

    洛阳人向东可去齐、鲁经商，向南可去梁、楚经商。所以泰山南部是鲁国故地，北部是齐国故地。

    齐地被山海环绕，方圆千里都是沃土，适宜种植桑麻，盛产彩色丝绸、布帛和渔盐。临淄也是东海、泰山之间的一个都市。当地民风从容豁达，通情达理，人民足智多谋，爱发表议论，乡土观念很重，人口不易外流，不敢聚众斗殴，但敢于暗中伤人，所以常有抢劫别人财物的人，这是大国的风尚。此地士、农、工、商、贾五民齐全。

    而邹、鲁两地邻近洙水、泗水，还保有周公传留下来的风尚，喜好儒术，讲究礼仪，因此当地民风小心拘谨。人民多经营桑麻产业，没有山林川泽的资源。土地少，人口多，人们小气吝啬，害怕犯罪，远离邪恶。等到国力衰败的时候，人民爱好经商，追逐金钱和利益的程度比周地百姓还厉害。

    自鸿沟以东，芒山、砀山以北，直至巨野，过去都是梁、宋的地方。陶邑、睢阳也是都市。唐尧在成阳兴起，虞舜在雷泽打过鱼，商汤曾在毫定都。当地民俗还保有先王遗风，宽厚庄重，出了很多君子，喜好农事，虽然没有丰饶的山河物产资源，人们却能省吃俭用，以积累财富。

    越、楚之地具有西楚、东楚以及南楚三个地区的不同风俗。自淮北沛郡到陈郡、汝南郡、南郡，此为西楚地区。这里民风剽悍轻捷，容易发怒，土地贫瘠，很难积累财富。江陵原是楚国国都，西通巫县、巴郡，东有物产丰饶的云梦。陈郡在楚、夏交接之处，流通渔盐货物，居民多从事商业。徐、僮、取虑一带的人清廉严苛，信守诺言。

    彭城以东的地区，包括东海、吴、广陵一带，此为东楚地区。这里的风俗与徐、僮一带相似。朐、缯以北之地的风俗与齐地相同。浙江以南地区的风俗与越地相同。自从吴王阖闾、楚国春申君以及汉初吴王刘濞这三个人招致天下乐于游说的子弟以来，吴地东有丰富的海盐，还有章山的铜矿，以及三江五湖的资源，亦是江东的一个都市。

    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一带属于南楚地区。此处风俗与西楚地区大致相似。楚国自从失去郢都后，迁都寿春，寿春亦是一个都市。而合肥南有长江，北有淮河，是皮革、鲍鱼、木材会聚的地方。因为与闽中、干越的习俗混杂，所以南楚人民善于辞令，巧言善辩，少有信用。江南地势低，气候潮湿，男子寿命短。该地盛产竹木。豫章出产黄金，长沙出产铅、锡，但矿藏极为有限，开采之所得不足以抵偿支出的费用。九疑、苍梧以南直到儋耳，与江南地区的风俗大体相同，其中有许多杨越风俗混杂其中。番禺亦是当地的一个都市，是珠玑、犀角、玳瑁、水果、葛布之类的汇集地。

    颍川、南阳是原来夏朝人居住的地方。夏人施政崇尚忠厚质朴，还保有先王留传下来的风尚。颍川人民敦厚老实。秦朝末年，曾将不法之民迁徙到南阳。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东南临汉水、长江、淮水。宛亦是一个都市。当地民风杂乱，好惹事。人民多以经商为业。以行侠仗义为己任，与颍川地区的人交往甚密，所以直到现在还被称为“夏人”。

    天下各地的物产不均，有少有多，民间各地习俗也各不相同，山东人吃海盐，山西人吃池盐，岭南和沙北本来也有诸多地方产盐，这方面情况大体如此吧。

    总而言之，楚、越地区地广人稀，以稻米为主食，以鱼类为菜肴，刀耕火种，灌水除草，瓜果螺蛤等物不用从外地购买，就能自给自足。该地占据有利的地形，食物丰足，没有饥馑的忧患，所以人们苟且偷生，没有积蓄，多贫穷。因此江淮以南既没有挨饿受冻的人，也没有千金富户。沂水、泗水以北的地区，宜种植五谷、桑麻，宜饲养六畜，地少人多，多次遭受水旱之灾，百姓喜好积蓄储藏，所以秦、夏、梁、鲁地区的民俗是喜好农事而重视劳力。三河地区及宛、陈等地也是如此，再加上从事商业。齐、赵地区的民众喜欢耍机巧，靠投机谋利。燕、代地区的居民以种田、放牧、养蚕为业。

    由此可见，贤人在朝廷上出谋划策，争议论辩，坚守信义、死守节操及隐居深山之士自命清高，设法提高自己的名声，他们究竟都是为了什么呢？都是为了富贵。因此，清廉的官吏就能长久任职，时间久了，便会更富有；商人公平交易，就能因多赚钱而富有。追求财富，是人们的情性所在，是用不着学习，任谁都想要追求到的东西。因此，壮士在军队里攻城时抢先登攀，遇敌时冲锋陷阵，斩将拔旗，冒着箭射石击向前进，不怕赴汤蹈火的艰难，这就是所谓的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那些民间的青少年，杀人埋尸，抢劫犯罪，挖坟盗墓，私铸钱币，既行侠也妄为，让朋友替自己报私仇，暗中藏在隐蔽的地方躲避追捕，不避法律禁令，如同快马奔驰般往死路上跑，其实都是为了钱财。如今那些赵国、郑国的女子，精心打扮，弹着琴瑟，舞动长袖，脚踩着轻便的舞鞋，用眼神挑逗，用心思勾引，出外不远千里，招揽男人不分老少，也是为富贵而奔忙。游手好闲的公子哥们，帽子、宝剑配饰讲究，外出时车辆坐骑成排结队，也是为显示富贵的架子。猎人和渔夫们，起早贪黑，冒雪披霜，奔跑于深山峡谷之中，不避猛兽伤害，为的是得到各种野味。进出赌场，斗鸡比狗的人，个个争得面红耳赤，争相自我夸耀，一定要争取胜利，是因为怕输钱啊。医生方士以及各种靠技艺谋生的人，焦思苦虑极尽其能，是为了获得更多的报酬。官吏士人舞文弄墨，私刻印章，伪造文书，不避杀头之险，这是被他人的贿赂迷惑了。至于从事农、工、商、贾以及畜牧业，原本就是为了增加个人的财富。如此殚精竭虑，全力索取，终究是为了不遗余力地夺取财物。

    俗话说：“贩柴的不出一百里，卖粮的不出一千里。”在某个地方住上一年，就要种植谷物；住上十年，就要种植树木；住上一百年，就应用德行招来人。所谓德，说的就是人才。如今有些人，没有官职俸禄或是爵位封邑的收入，但生活也快乐富有，可以与有官爵的人相比，被称为“素封”。有封邑的人享受租税，每户每年缴纳二百钱。享有千户封邑的君主，每年租税的收入就有二十万钱，朝觐天子、拜访诸侯以及祭祀馈赠，都要从这里支出。普通百姓从事农、工、商、贾等行业，有一万钱，每年可得二千钱利息，拥有一百万钱，每年可得二十万钱利息，而雇人服役交租赋的费用都要从这里支出。拥有一百万钱的人家，就能随心所欲地享受吃喝玩乐了。所以说在陆地上养马五十匹，养牛一百六七十头，养羊二百五十只，在草泽里养猪二百五十头，水中占有年产一千石鱼的鱼塘，山里拥有成材的大树一千株；安邑有千棵枣树；燕、秦有千棵栗子树；蜀、汉、江陵地区有千棵橘树；淮北、常山以南与黄河、济水之间有千棵楸树；陈、夏有千亩漆树；齐、鲁有千亩桑麻；渭川有千亩竹林；还有名扬国内、拥有万户人家的都城，郊外亩产一钟的千亩良田，或者近千亩的栀子、茜草、千畦生姜、韭菜：诸如此类的人的财富都可与千户侯的财富相比。然而这些致富的资本，人们不用去市井察看，不用于外地奔波，坐在家中就能不劳而获，身有隐士之名，而又得到丰裕的收入。至于那些穷人家，双亲年老，妻子儿女瘦弱，逢年过节时没有钱祭祀祖宗鬼神、赠人路费、与人聚餐，吃穿都难以自足，如此贫困还不觉得羞愧，那就没什么可比的了。所以，没有钱财就只好出卖劳力，稍有钱财便斗智以追求更富有的生活，已经富有的便争时逐利，这是常理。如今为了谋生，谁能不冒着生命危险便获得所需物品，那就应该得到贤人的鼓励。所以，靠从事农耕而致富为上，靠从事工商业而致富次之，靠奸诈手段甚至违法而致富则是最下等的。没有深居山野不肯出来做官的隐士的德行，而又长期贫贱，喜欢妄谈仁义的人，也足够值得羞愧了。

    凡是编入户籍的百姓，对于财富是自己十倍的人就会低声下气，相差百倍的就会惧怕人家，相差千倍的就会被人家役使，相差万倍的就会做人家的奴仆，这是事情的常理。要从贫穷走向富有，务农不如做工，做工不及经商，刺绣织绵不敌倚门卖笑，此处所说的经商末业，乃穷人致富的手段。在交通发达的大都市里，每年酿一千瓮酒，一千缸醋，一千甔浆，屠宰一千张牛羊猪皮，贩卖一千钟谷物，一千车柴草，还有制造身长千丈的船只，一千株木材，一万根竹竿，一百辆马车，一千辆牛车，一千件涂漆木器，一千钧铜器，一千担原色木器、铁器及染料，二百匹马，二百五十头牛，一千只猪、羊，一百个奴隶，一千斤筋角、丹砂，一千钧棉絮、细布，一千匹彩色丝绸，一千担粗布、皮革，一千斗漆，一千瓶酒曲、盐豆豉，一千斤鲐鱼、鮆鱼，一千石鲰鱼，一千钧鲍鱼，三千石枣子、栗子，一千件狐貂皮衣，一千件石羔羊皮衣，一千条毛毡毯，以及一千种水果、蔬菜，还有一千贯放高利贷的钱，贪心的商人获利十分之三，廉洁的商人获利十分之五，这类人家也可与千乘的富贵人家相比，这是大体情况。至于其他杂业，如果获利不足十分之二，那就不是我所谓好的致富行业。

    请让我简略说明当今那些贤者之所以能致富的情况，以便后世之人得以比较选择。

    蜀地卓氏的先祖是赵国人，靠着冶铁致富的。秦国击败赵国的时候，卓氏迁居，他们的家产被掳掠，只有他们夫妻两人推着车子往迁处去。同一批被迁徙的其他人，稍有多余的钱财，便争着送给主事官吏，央求把他们迁到近处，近处是葭萌县。只有卓氏说：“葭萌狭小，土地贫瘠，我听说汶山下面是沃土，地里长着大芋头，芋头的形状像蹲伏的鸱鸟，这样人们到死也不会挨饿的。当地百姓善于做买卖。”于是就主动要求迁到远处，结果被迁到临邛，他非常高兴，就在有铁矿的山上冶铁，用心筹划，最后在财势上压倒了滇蜀地区的居民，以至富贵程度达到奴仆一千人。他在自家的田园水池里尽享射猎游玩的欢乐，可以比得上国君逍遥。

    程郑是太行山以东迁来的降民，也经营冶铸业，他常把铁制品卖给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其财富与卓氏相抵，与卓氏同住在临邛。

    宛地孔氏的先祖是梁国人，也以冶铁为业。秦国攻下魏国后，孔氏被迁到南阳。他便在当地大规模经营冶铸业，开辟鱼塘养鱼，并时常带着成群结队的车马游访诸侯，借此得到经商发财的便利，博得游闲公子乐善好施的美名。然而他赢利的部分，远远超出了施舍给他人的那部分钱，这使他声望胜过那些吝啬小气的商人的同时，家财也多达数千金。因此，南阳人做生意全都效法孔氏的从容、稳重、大方的举止。

    鲁地民风节俭吝啬，曹邴氏尤为突出，他也是靠冶铁起家，家财多达几万钱。然而，他的家人都遵守这样的家规：低头抬头都一定要有所得，一举一动都不能忘利。他家在各地租赁、放债以及做买卖。因为这个缘故，邹鲁地区有不少人舍弃儒学而一心求富，都是受了曹邴氏的影响。

    齐地民风是鄙视奴仆，而刀间这个人却偏偏重视奴仆。人们将凶恶狡猾的奴仆视为祸害，唯有刀间收留、任用他们，让他们在渔盐商业上追逐利益，或让他们乘坐成群结队的车马，去与地方官员结交，并且更为信任他们。刀间终于在他们的帮助下，拥有数千万钱的财富。因此有人说：“与其出外求官，不如在刀家为奴。”说的就是刀间能通过豪奴致富而又能让他们为他鞠躬尽瘁。

    周地的百姓原本就吝啬，而师史尤为突出，他以车运输货物返运赚钱，车辆数以百计，在各诸侯国间往来，无处不到。洛阳地处齐、秦、楚、赵等国的中心位置，穷人在富人家学做生意，常将自己在外经商时间长作为优势而相互夸耀，多次路过家乡也不进家门。因为师史能筹划任用这种人，所以能拥有七千万钱的财富。

    宣曲任氏的先祖是督道仓的官吏。秦朝败亡的时候，豪杰们全在争着抢金银珠宝，而只有任氏用地窖储藏粮食。后来，楚汉两军在荥阳相持，农民无法种地，米价每石涨到一万钱，任氏靠卖谷发了大财，豪杰们的金银珠宝全都归了任氏，任氏因此而发了财。一般富人都争相比谁更奢侈，而任氏却崇尚节俭，致力于种田畜牧。一般人都争着低价买进田地和牲畜，任氏却专门买贵而好的。任家数代都非常富有。但任氏的家规是，非自家种田养畜而来的物品不吃、不穿，没有做完公事就不得饮酒吃肉。以此为乡里做出表率，所以他很富有，而皇上也很尊重他。

    边疆地区开拓之际，只有桥姚获得马千匹，牛二千头，还有羊一万只，粟以万钟计算。

    吴、楚七国叛乱的时候，长安城中的列侯、封君要随军出征，需要借贷有利息的钱，高利贷者认为列侯、封君的食邑都在关东，而关东战事胜负未知，没有人愿意把钱贷给他们。只有无盐氏拿出千金，其利息是本钱的十倍。三个月后，吴、楚叛乱被平定。一年之中，无盐氏得到比本金多十倍的利息，因此财力可与关中富豪相匹敌。

    关中地区的富豪，大都是田姓人家，如田啬、田兰。还有韦家栗氏、安陵和杜县的杜氏，家产也极为庞大。

    以上都是些赫赫有名、与众不同的人物。这些人都不是靠着爵位俸禄收入或是靠着舞文弄法、作奸犯科而致富的，全是靠推断事理，懂得进退取舍、随机应变而赢利，以经营工商末业而致富，靠购置田产务农而守财，以各种强效的手段夺取一切资源，并用法律政令等方式将其维持下去，其变化大概是这样的，所以值得记述。至于那些致力于农、畜、工、虞或商的人，凭着权势和金钱而成为富人，大者能压倒一郡，中者能压倒一县，小者能压倒一乡，这样的事情更是多得不可胜数。

    精打细算、勤劳简朴是发财致富的正路，但想要变成富人还必须能出奇制胜。种田务农是笨拙的手艺，而郅氏靠着它富到列鼎而食。卖羊肚儿本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事，而浊氏靠着它富到车马成行。给马治病本是一个浅薄的事，而张里靠着它富到击钟佐食。这些人都是因为心志专一而致富的。

    由此可见，致富并没有固定的行业，而财物也没有一定的主人，有本事的人能够聚集财富，没本事的人则会破败家财。千金之家可以比得上一个都会的封君，亿万富翁便能与国君一样享乐。这就是所谓的“素封”者吗？难道不是吗？

    太史公自序

    过去颛顼统治天下的时候，让南正重掌管天文，北正黎主管地理。唐虞统治之时，让重、黎的后代继续职掌天文、地理，直到夏商时期。因此重黎氏世代掌管天文地理。周朝统治时期，程伯休甫便是他们的后裔。周宣王的时候，重黎氏因失去掌管天文地理的职守而成为司马氏。司马氏世代职掌周史。周惠王与周襄王统治期间，司马氏离开周都，去了晋国。后来，晋国的中军元帅随会逃往秦国，司马氏也迁居少梁。

    自从司马氏离开周都到了晋国之后，司马氏族人分散各地，有在卫国的，有在赵国的，有在秦国的。在卫国的一支中，有人做了中山国的相。在赵国的一支中，有人以传授剑术而名声显扬于世，蒯聩就是这一支的后代。在秦国的一支有叫司马错的，曾与张仪争论国事，于是秦惠王派他率兵攻打蜀国，攻取蜀国后，就做了蜀地郡守。司马错的孙子司马靳，侍奉武安君白起。少梁当时已更名为夏阳。司马靳与武安君坑杀赵国在长平的士兵，回国后他与武安君一起被赐死在杜邮，葬于华池。司马靳的孙子司马昌，是秦国主管冶铁的官员，生活在秦始皇的时代。蒯聩的玄孙司马卬，曾做过武安君的部将，并率军攻占朝歌。诸侯分封为王的时候，司马卬被项羽封为殷王。汉王刘邦攻打项羽之际，司马卬归降汉王，汉朝廷将殷地改置为河内郡。司马昌的儿子是司马无泽，司马无泽担任汉朝的市长。司马无泽的儿子是司马喜，司马喜担任五大夫，他们死后都葬在高门。司马喜的儿子是司马谈，司马谈做了太史公。

    太史公拜唐都为师学习天文，拜杨何为师学习《易经》，拜黄子为师学习道家学说。太史公于建元至元封年间为官，他担心学者不能通晓各学派的要义而固执谬论，于是论述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的要义：《周易?系辞》中说：“天下人的追求相同，而具体的思虑却多种多样；实现的目标相同，而采取的手段却大相径庭。”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和道家，都致力于如何治世，只是各家的说法不同，有明白的，也有的不明白的地方罢了。我曾私下研究过阴阳家的方术，发现它夸大吉凶祸福的预兆，有很多的禁忌避讳，使人感到拘束并多有所畏惧，但阴阳家关于四季运行顺序的论述，是不可丢弃的。儒家的学说广博但缺少纲领，劳力却很少有功效，因此该派的主张难以全部遵从；然而它所制定的君臣父子之礼，明确的夫妇长幼之别，是不可改变的。墨家学说俭啬而难以遵从，因此该派的主张不能全部照办，但它关于加强农业生产，节省财政支出的主张，是不可废弃的。法家主张严刑酷法却刻薄少恩，但它确定君臣上下名分的主张，是不可更改的。名家使人感到拘束而容易失去真实性；但它弄清了名与实的关系，是不能不认真考察的。道家使人精神专一，行动合乎无形的规律，使万物得以自足。道家是依据阴阳家有关四季运行顺序的学说，吸收儒、墨两家的长处，撮取名、法两家的精要，随着时势转移而转移，顺应事物的变化，树立良好的风俗，处事立世无不适宜，意旨简约扼要又容易把握，办事少而功效多。儒家则不同。他们将君主视为天下人的表率，君主倡导而臣下应和，君主先行而臣下随从。这样就使得君主劳苦而臣下却安逸。再说大道的要旨是舍弃刚强和贪欲，不耍花招，将这些放在一边而用儒术治理天下。过于劳神就会精神衰竭，过度劳力就会身体疲惫，身心过于劳累，不得安宁，却想要与天地共存，那是不可能的事。

    阴阳家觉得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气各有宜、忌的规定，顺应规定就会昌盛，违背规定不死则亡。这未必是正确的，所以说阴阳家“使人感到拘束而多有所畏惧”。春季萌生、夏季成长、秋季收获、冬季储藏，这是自然界的重要法则，不顺应这个法则就无法制定天下纲纪，因此说“四时运行的顺序是不能丢弃的”。

    儒家以《诗》、《书》、《礼》、《易》、《乐》、《春秋》这“六艺”为准则，而“六艺”的本文以及释传数以千万计，几代相继也不能弄通其中的学问，有生之年也无法穷究其礼仪，所以说儒家“广博但缺少纲领，劳力却很少有功效”。至于制定了君臣父子之礼，明确了夫妇长幼之别，是哪一家都不能改变它的。

    墨家亦崇尚尧舜之道，谈论到尧舜的品德行为时说：“堂口只有三尺高，堂下土阶只有三级，用茅草搭房顶而不加修剪，采栎木做椽子而不经刮削。用土簋盛饭吃，用陶铏盛汤喝，吃的是粗饭，喝的是藜藿做的野菜汤。夏天穿葛衣，冬天穿鹿裘。”墨家的人为死者送葬，只用一副只有三寸厚的桐木棺材，送葬者哭丧却不能过于哀痛。教给人民这样的丧礼，必定将此视作给万民做表率。假使天下人都照这么做，那就没有贵贱尊卑的区别了。时代不同了，时势变化了，人们的事业必定不会相同，所以说墨家“俭啬而难以遵从”。墨家学说的要旨是加强农业生产，节省财政支出，这的确是使得人给家足的办法。这是墨家学说的长处，是哪一家都不能废弃它的。

    法家不分亲疏远近，不别贵贱尊卑，凡事一律依照法令来决断，这样就把亲近亲属、尊敬长辈的伦理断绝了。这些手段可当作一时之计来施行，却不能长期使用，所以说法家“严酷而刻薄少恩”。至于法家使主尊贵，使臣卑下，使上下职责明确，不得互相逾越的主张，是哪一家也不能更改它的。

    名家苛细烦琐，纠缠不清，不识大体，使人不能反思其真实内容，一切取决于名称，却舍弃了一般常理，所以说它“使人感到拘束而容易失去真实性”。至于按照名称来考察实际内容，为求名实相符而对名与实进行比较验证，这是不能不认真考察的。

    道家主张“无为”，又说“无不为”，其主张容易施行，其文辞却难懂。其学说以虚无为根本，以顺应自然为原则。道家学说认为事物没有一成不变之势，没有固定不变之形，所以能够探究万物的情理。不抢在物情之先，也不落在物情之后，所以能够当万物的主宰。有法而不任法，要随着时势而定；有度而不恃度，要随着万物而合。所以说“圣人的思想和功业之所以不朽，就在于牢牢守着顺应时势变化的原则。虚无是道的永恒规律，顺应自然是国君治国的总纲”。群臣就位，君主应让他们各尽其才。实与名相符者，叫做“端”；实与名不符者，叫做“窾”。不听信空话，就不会产生奸邪之事，也自然分得清贤与不肖，看得出黑与白。关键就在于运用了，只要肯运用，什么事都能办得成。这样就合乎大道的一派混混沌沌的境界。光耀天下，重又返归无名。举凡人之所以活着，是因为有精神，精神则寄托于形体之中。过于劳神就会精神衰竭，过度劳力就会身体疲惫，形、神脱离就会死亡。死了的人不能复生，是因为形、神脱离后便不能复合了，所以圣人重视这一点。由此看来，精神是生命的根本，形体是生命的依托。不先让自己的精神和身体安定下来，却奢谈“我有办法治理天下”，怎么能做到呢？

    太史公职掌天文，不治理民间的事务。太史公有个儿子名叫司马迁。

    司马迁在龙门出生，曾于黄河的北边、龙门山的南边过着耕田畜牧的生活。他十岁时便能诵读古文了。从二十岁开始南游江、淮一带，登会稽山，探禹穴，观九疑山，泛舟于沅水、湘水之上；北渡汶水、泗水，于齐、鲁两地的都会讲学，考察孔子遗风，在邹县、峄山参加乡射之礼；在鄱、薛、彭城遭到困厄，路过梁、楚之地回到家乡。这时司马迁出仕做郎中，奉命出使向西征讨巴蜀以南的地区，往南攻略邛、笮、昆明等地，之后回来向朝廷复命。

    这一年，天子开始举办汉朝的封禅大礼，而太史公此时滞留在洛阳，不能亲身参与整个过程，所以心中愤懑，发病将死。他的儿子司马迁正好出使归来，在黄河、洛水之间与父亲相见。太史公握着司马迁的手低声哭道：“我们的先祖是周朝的太史。远在上古虞夏之际便显功扬名，职掌天文。后世中道衰落，如今将会断绝在我手上吗？如果你能继续做太史，就接续了我们的祖业。现在天子继承汉朝千年的大业，在泰山举行封禅大礼，而我不偏偏能随行，这是命啊，是命啊！我死之后，你一定要做太史，做了太史后，不要忘记我想要完成的著述啊。再说孝道是从奉养双亲开始，进而侍奉君主，最终落实在立身扬名。靠扬名后世来使父母显耀，这是最重要的孝道。天下人都称颂周公，说他能论述并歌颂文王、武王的功德，宣扬周公、召公的风尚，表达太王、王季的思虑，乃至于再推到公刘的功业，并尊崇周族的始祖后稷。周幽王、周厉王之后，王道衰败，礼乐衰微，孔子编辑整理了旧典籍，修复振兴了被破坏、被废弃的礼乐，论述《诗》、《书》，写《春秋》，学者至今都在效法他。自鲁哀公十四年有人捕获麒麟以来至今四百余年，诸侯国相互兼并，各国史书丢弃散尽。方今汉朝兴起，四海统一，明主、贤君、忠臣、为道义而死之士辈出，我身为太史都没有对这些人加以论评记载，废弃了天下的修史传统，对此我深感惶恐，你可要记住啊！”司马迁低头流着泪说：“儿子虽然驽笨，但我会详细论撰先人所整理的史料旧闻，不敢有缺漏。”

    太史公去世三年后，司马迁任太史令，开始连缀汇集国家的藏书。司马迁任太史令五年后，正值汉太初元年，十一月初一日冬至，汉朝开始改用夏正（即以农历一月为正月），天子在明堂宣布实施新历法，诸神接受太初历。

    太史公司马迁说：“先父说过：‘自周公去世后五百年而有孔子。孔子去世后到现在又有五百年了，有能继承清明盛世，整理《易传》，接续《春秋》，论述《诗》、《书》、《礼》、《乐》本义的人吗？’意思就在此时，在此时吧！我又怎么敢推辞呢。”

    上大夫壶遂问道：“过去孔子为什么要写《春秋》呢？”太史公说：“我听董仲舒先生讲：‘周朝王道衰退废弛后，孔子担任鲁国司寇，诸侯讨厌他，卿大夫阻挠他。孔子知道其政治主张不能被采纳，道义无法实行，便在《春秋》中褒贬评定了发生在二百四十二年间的事情，想以此作为天下人评判是非的准则，贬抑无道的天子，斥责昏乱的诸侯，声讨为祸的大夫，为达成王道而已。’孔子说：‘我与其记载论述那些空洞的说教，不如举出史实，这样说明就更加深切透彻了。’《春秋》这部书，往上阐明三王的治道，向下辨别人事的纪纲，明辨嫌疑，判断是非，论决犹豫不定的事，褒扬善的贬斥恶的，尊重贤才，鄙视不肖之人，使灭亡的国家得以保存，断绝了的世系得以继续，补救衰敝的事业，振兴废弛的一切，这是最重要的王道。《易》记载论述了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所以长于说明变化；《礼》规范人伦，所以长于教人行事；《书》记述先王的事迹，所以长于辅佐政治；《诗》记录了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所以长于描述风俗；《乐》是论述音乐创作的经典，所以长于论述和谐；《春秋》论辩是非，所以长于处理人事。由此可见，《礼》是用来规范人的言行的，《乐》是用来启发人心平和的，《书》是用来述说往昔政事的，《诗》是用来表达人间情意的，《易》是用来讲述万物变化的，《春秋》是用来阐明人间道义的。平定乱世，使其复归正道，没有什么著作能比《春秋》更切实有效。《春秋》不过数万字，而其中要旨就有数千条。万物的聚散离合都在《春秋》里面。在《春秋》一书中，记载了弑君事件三十六起，被灭掉的国家五十二个，诸侯出奔逃亡不能保住自己国家的数不胜数。考察其中原因，都是因为他们丢掉了立国立身的根本。所以《易》中说‘失之毫厘，差以千里’。说‘臣弑君，子弑父，并非一朝一夕的缘故，它的发展渐进已有很久了’。因此，国君不可不知《春秋》，否则就会连谗佞小人站在面前也看不见，奸臣贼子紧跟在后面也发觉不了。大臣不可不知《春秋》，否则就只会固守常规却不懂得因事制宜，遭遇变故时不知如何灵活处理。做人的主君、父亲若不通晓《春秋》大义，必定会蒙受最恶的名声。做人的臣子、儿子若不通晓《春秋》大义，必定会陷于因篡位杀上的罪恶而被杀的境地，蒙受死罪的名声。其实他们都认为自己做的是好事，只因为不通晓《春秋》大义，所以蒙受众人的无端谴责却不敢推卸罪名。不明白礼与义的要旨，就会弄到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的地步。君不像君就会被臣子冒犯，臣不像臣就会被诛杀，父不像父就会昏聩无道，子不像子就会忤逆不孝。这四种行为，是天下最大的罪行。把天下最大的罪名加在谁身上，就只能接受而不敢推卸。因此《春秋》这部书，是礼与义的根本之所在。礼是在没发生之前禁绝坏事，法是在坏事发生之后施行制裁；法起到的作用显而易见，但礼禁绝的作用却隐而难知。”

    壶遂说：“孔子所处的时代，上没有圣明的君主，下得不到任用，所以他才撰写《春秋》，流传下一部空洞的史文来裁断礼与义，被视为帝王的法典。现在先生您上遇到圣明的天子，下能当官任职，万事俱备，而且全都各得其所，先生所要撰述的、阐明的是什么呢？”

    太史公说：“嗯嗯，不不，不全然是这么回事。我听先父说过：‘伏羲最为纯朴忠厚，创造了八卦。尧、舜统治时期国力强盛，《尚书》中有所记载，礼乐是从那时兴起的。商汤、周武统治时期国运昌隆，诗人便作了很多歌颂的诗。《春秋》褒善贬恶，推崇夏、商、周三代的盛德，褒扬周王室，并不仅仅是讽刺讥斥。’汉朝兴建以来，到当今英明的天子得到祥瑞征兆，举行了封禅大礼，改订历法，更换服色，受天命泽被苍生，海外不同风俗的国家，辗转几重来到中国边关，请求进献礼品、朝见天子的外国使臣不可胜数。我与百官们竭力颂扬圣德，仍不能完全表达自己的心意。再说人才贤能而不被任用，是国君的耻辱；国君圣明而功德得不到广泛传扬，是有关官员的罪过。况且若我在担任太史令时，放弃天子的圣明盛德而不予记载，将功臣、世家、贤大夫们的功业埋没而不予著述，那就是违背先父的遗言，罪过实在太大了。况且我只是缀述旧事，整理世代相传的资料，并非所谓的著作呀，而您把这个与《春秋》相比，那就错了。”

    于是太史公开始论述编写所得的文献和资料。到了第七年，太史公遭李陵之祸，被囚于狱中。于是喟然而叹：“这是我的罪过啊！是我的罪过啊！身体毁伤了没有用了。”于是退而深思：“《诗》、《书》含义隐晦而言辞简约的原因，是作者想要表达心中的思虑。过去周文王被拘禁在羑里，推演出了《周易》；孔子在陈、蔡遭遇困厄，作了《春秋》；屈原被放逐，著成了《离骚》；左丘明双目失明，才编了《国语》；孙子受了膑刑，而论述了兵法；吕不韦被流放蜀郡，世上才流传《吕览》；韩非子被囚禁在秦国，才写下《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都是圣人贤士为抒发愤懑而作的。这些人都是心中郁结，没有通畅表达的渠道，因而才追述往事，思考未来。”于是终于下决心叙述陶唐以来直至武帝获得麒麟那一年的历史，一切从黄帝开始。

    缅怀以前黄帝以天地为纲纪，颛顼、帝喾、尧、舜四位圣明的帝王前后相继，各自制定法度；唐尧让位给虞舜，虞舜也不以此自居；赞美这些帝王的丰功伟绩，使其万世流传。作《五帝本纪》第一。

    大禹治水的功劳，九州同享其成，光耀唐虞，恩德留给后世子孙；夏桀荒淫骄横，所以被放逐鸣条。作《夏本纪》第二。

    契建立商朝，传位到成汤时立国；太甲被放逐桐宫，他能改过从善，是阿衡伊尹功德无量；武丁有傅说辅佐，才被称为高宗；纣王无道，诸侯就不再朝见他。作《殷本纪》第三。

    弃发明了种谷，西伯姬昌时功德无量；武王在牧野伐纣一战，安抚了天下百姓；幽王、厉王昏乱暴虐，丧失了酆、镐二京；王室日益衰微，直至赧王，周室宗庙的祭祀在洛邑断绝了。作《周本纪》第四。

    秦人的先祖伯翳，曾辅佐过大禹；秦穆公思义，祭悼秦国在殽山一战中死去的将士；秦穆公死后用活人殉葬，国人写了《黄鸟》一诗诉说了替殉葬者惋惜的哀伤之情；昭襄王开创了帝业。作《秦本纪》第五。

    秦始皇即位，将六国兼并，销毁兵器，将其铸为钟，希望消止战争，尊号为始皇帝，他靠着暴力耀武扬威，二世承受国运的时间不长，子婴投降成了俘虏。作《始皇本纪》第六。

    秦朝无道，豪杰纷纷起来造反；项梁出兵反秦，项羽接续；项羽把宋义杀了，解救了赵国，得到诸侯拥护；可他诛杀了子婴，背弃怀王，遭到天下人的责难。作《项羽本纪》第七。

    项羽暴虐，汉王建功立德；在蜀、汉地区发愤，率军北还平定三秦；诛灭项羽，奠定帝业，天下安定后，又改革制度，移风易俗。作《高祖本纪》第八。

    惠帝早逝，吕氏众人施政使百姓不悦；吕后不断加强吕禄、吕产等人的权力，诸侯密谋要把他们拿下；吕后杀害了赵隐王，又囚杀赵幽王，朝中大臣惶恐，终于发生吕氏宗族覆灭之祸。作《吕太后本纪》第九。

    汉朝初立，惠帝死后帝位由谁继承无法明了，众臣迎立代王刘恒，天下人心服；文帝废除了肉刑，开通了水陆要道，广施恩惠，死后被尊称为太宗。作《孝文本纪》第十。

    诸侯王骄纵放肆，吴王率先起兵叛乱，朝廷平叛，七国先后服罪，于是天下安定，太平富裕。作《孝景本纪》第十一。

    汉朝兴起五世，在建元年间最为兴隆，天子外攘夷狄，内修法度，行封禅大礼，修订历法，改变服色。作《孝武本纪》第十二。

    夏、商、周太久远了，具体年代已不可考，大致根据谱牒和古代文献，进而大略地推断，作《三代世表》第一。

    周幽王、厉王之后，周朝王道衰落，诸侯各自为政，《春秋》记载不全；而谱牒只记概要，五霸又更替盛衰，为了解周朝各诸侯国的先后关系情况，作《十二诸侯年表》第二。

    春秋以后，诸侯国的陪臣执政，强国的国君竞相称王，到了秦王嬴政，终于吞并各诸侯国，收回了六国的封地，独享尊号。作《六国年表》第三。

    秦皇暴虐，楚人陈胜发难，项氏自乱反秦阵营，于是汉王仗义征伐。八年之间天下三易其主，事情繁乱，发生了很多变故，因此详著《秦楚之际月表》第四。

    自从汉朝兴建，直到太初一百年间，诸侯废立封削的情况，当时的谱录记载不明，主管官员也无法继续记下去，但可根据其世系推知其强弱的原因。作《汉兴已来诸侯年表》第五。

    高祖刚取得天下的时候，辅佐他创业的开国元勋，都得到剖符封爵，子孙后代得以世袭官职，有的已经分不出嫡庶，也有的竟至被杀、被废而失爵绝祀。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惠帝、景帝年间，对功臣、宗属增封爵位和食邑。作《惠景间侯者年表》第七。

    向北面攻打强大的匈奴，向南面诛讨勇猛的越人，因为征伐四方蛮夷，所以不少人因军功而封侯。作《建元以来侯者年表》第八。

    诸侯国日益强大，吴、楚等七国合纵，诸侯子弟众多，无爵位封邑，朝廷下令推行恩义，分封子弟为侯，致使各国势力日益削弱，而德义都归于朝廷。作《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国家有贤相良将，可做民众的表率。我曾看到汉朝兴起以来各将相名臣的年表，对贤者则记其政绩，对不贤者则明其恶迹。作《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第十。

    夏、商、周三代之礼，有所增减而各有不同，但总体来说，都以使礼贴近于人的情性、通于王道为准则，所以礼根据人情而加以节制，减掉那些繁文缛节，又顺应了古今之变。作《礼书》第一。

    音乐是用来移风易俗的。从《雅》、《颂》之乐兴起时，人们就已喜爱郑、卫之音，郑、卫之音由来已久。人情被音乐所感发，那远方异俗之人也会来归附。模仿已有的《乐书》来历述自古以来音乐的兴衰，作《乐书》第二。

    没有军队国家就不能强大，不施德政国家就不会昌盛，黄帝、商汤、周武王因为明白这个道理而兴，夏桀、商纣、秦二世因为不明白这个道理而亡，对此怎能不慎重呢？《司马法》传世已经很久了，姜太公、孙武、吴起、王子成甫都能继承并有所发扬，切合近世的需要，极尽人事的变化。作《律书》第三。

    律处于阴而治阳，历处于阳而治阴，律历紧密联系交替相治，其间不允许有丝毫差错。原有的黄帝、颛顼、夏、商、周五家的历书各有不同，只以太初元年所颁发的历法为是。作《历书》第四。

    占星望气的书，混杂了许多吉凶福灾的内容，荒诞不经；推究它的文辞，考察它的应验程度，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综合历来的史实，并依次验证天体运行的轨度而加以论述。作《天官书》第五。

    承受天命而做了帝王了，就不可轻易举行封禅大礼这样的符瑞之事，如果举行的话，那一切神灵都要祭祀到。追溯对名山大川诸神的祭祀之礼，作《封禅书》第六。

    大禹疏通河川，九川都得以安宁；等到建立宣防宫的时候，沟渠更被疏浚。作《河渠书》第七。

    钱币的发行，是为促进农商之间的贸易；但物极必反，竟发生了玩弄智巧、兼并膨胀、争相投机牟利、舍本逐末的事情，以至于放弃农业生产而去经商。作《平准书》来观察时事的变化发展，这是第八。

    太伯为能让季历继位，逃到江南蛮夷之地避居，文王、武王才得以兴起，发展古公亶父的王业。阖闾杀了吴王僚而自立，降服楚国；夫差将齐国打败，逼杀伍子胥并以革囊盛他的尸体；夫差还听信伯嚭的话而亲近越国，最终被越国所灭。赞美太伯让位的美德，作《吴世家》第一。

    原来被封在申地的吕氏日益衰弱，起初尚父微贱，终于投奔西伯，当了文王、武王的老师；他的功劳居群臣之首，长于变化莫测的韬略；当他头发已经斑白的时候，受封于齐地，以营丘为都，成为齐国始祖。齐桓公不违背与鲁国在柯地所订的盟约，事业因此昌盛，多次以霸主身份会合诸侯，功绩显赫。田恒与阚止争宠后，姜姓齐国便瓦解灭亡了。赞美尚父的宏伟韬略，作《齐太公世家》第二。

    诸侯和部属无论对周朝是依顺的，还是违抗的，周公都对这些人施以安抚；他致力于礼乐教化，天下人都响应附和；辅佐成王，使诸侯听命于周室。隐公、桓公之际争权夺位的事却屡屡发生，这是什么风气呢？只因三桓争强，鲁国也因此而衰败了。赞美周公旦作《金縢》的高贵品质，作《周公世家》第三。

    武王灭掉商纣后，天下尚未安定他便去世了。成王当时年幼，管叔、蔡叔担心周公篡位，淮夷也起兵反叛，于是召公以其高德的感召率先支持周公，维持了王室的团结安定，确保了周公东征的胜利，使东方安宁。由于燕王哙禅位，才造成祸乱。为赞赏《甘棠》诗篇的思想内容，作《燕世家》第四。

    管叔、蔡叔辅佐武庚，想要使商朝旧地安定下来；周公旦摄政，管叔、蔡叔不服，周公便杀了管叔鲜，流放蔡叔度，周公立誓要为成王效忠，文王的妃子太任生育了十个儿子，周室因宗族繁盛而强大。为赞许蔡仲悔过，作《管蔡世家》第五。
    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