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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我马上就去。”于珮琛转身就走。

    不得不说，罗家伦真的很有能力。清华大学在他手里，从一所教会学校变成国立大学，并确立了未来几十年的一贯校风。而中央大学在他手里，则成为抗战期间内迁最好、损失最小、复课最早的高校。

    早在1935年5月的时候，罗家伦就详细考察了四川，认为重庆山川险峻、物产丰富，且为西南交通中心，于是把中央大学的内迁校址定在重庆松林坡。去年，中日关系变得更加紧张，罗家伦便指示学校后勤部赶制大量木箱，当时校内师生都不知这些木箱有何用处。

    淞沪会战打得如火如荼之际，罗家伦又组织师生，将学校的物品打包装箱，分批从南京往重庆内迁。

    此时很多人都还觉得，说不定淞沪会战能像几年前的一二八那样，由列强调停而很快结束。恰逢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正在调停中日战争，于是中央大学一些师生就给罗家伦起了个外号，叫“陶德曼的哥哥——逃得快”。

    直到南京国民政府宣布迁都，中央大学的师生才佩服不已，认识到他们罗校长的远见卓识。

    有人把中央大学的内迁，形容为“鸡犬不留”。不仅农学院的良种家禽家畜带走了，还把医学院用于解剖的24具尸体也带走了，这些尸体一路泡着福尔马林，分毫未损的到达重庆新家。

    十一月底，当南京的其他大学还在讨论是否搬迁、如何搬迁时，中央大学的第一批师生已经抵达重庆。由于新校舍还没开始修建，这些师生暂时借用重庆大学的校舍，一天功夫都没耽搁就直接复课。

    十二月初。

    南京，中央大学。

    罗家伦是最后一批离开南京的，他再次巡视校园，只见全校人员和设备财产都已半空，心情十分高兴。

    走到农学院的时候，他看到牧场的良种家禽还在，立即叫来牧场职工：“你们几个，把这些猪牛羊都处理了，或吃、或卖、或带回家养着都可以，只要不落到日寇手中就行，老子一根毛都给小鬼子剩下！”

    农学院牧场的家禽家畜皆为良种，每样选一公一母已经带走，眼前这些是挑选剩下的。

    四个牧场职工都是普通百姓，最年轻的也有四十多岁了，虽然不认得几个字，但说出的话却让罗家伦颇为惊讶。

    吴谦说：“罗校长，这些良种牲畜，有的是老师同学多年耗费心血培育出来的，有的是国家花外汇从洋人手里买来的，都是学校的宝贝，丢了怪可惜的。”

    “是啊，”曹占庭附和道，“老师和同学们这次去重庆，每样只带了一公一母，以后动物实验都没法做，还得慢慢培育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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