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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珏拉着妹妹马琰的手，好奇地打量台上那个家伙。她们还在读中学和小学，但平时都住在北大，今天是来看热闹的。马珏笑道：“爹爹，这位校长真敢说话，就不怕得罪人吗？”

    马裕藻若有所思地说：“有时候当面把话说开，未尝不是件好事。”

    “我倒觉得，他这样说话跟鲁迅先生有点像。”马珏嘀咕道。

    周赫煊不管众人如何惊讶，接着往下说道：“男女首次约会，都应该互相介绍一下，这样大家才知根知底。我先来说说我自己，本人祖籍直隶。以后我要是干了什么混账事，你们想刨我的祖坟，尽可在直隶寻找墓碑，遇到姓周的那家，说不定就是我的祖宗。”

    师生们已然目瞪口呆，这尼玛连刨祖坟都出来了，越说越离谱啊。

    “庚子年间，家祖命丧于战火，家父带着我和母亲逃到南洋投奔亲戚，那时我才两岁，”周赫煊开始叙述他编造的身世，“华人勤劳朴实，土著懒惰愚笨，所以南洋的经济尽握于华人之手。我的远房伯父，便是南洋富商，不仅有数百亩良田庄园，而且还开矿山、做生意。所以我童年时期，也是享过福的，直到我八岁那年！伯父的矿山被洋人占了，庄园被造反的土著烧杀一空，我躲在酒窖里才侥幸逃生。我知道，这是洋人和土著勾结，杀了我的伯父全家，连我的父母也命丧于此！但这种事情在南洋太正常了，华人富裕，却被视为待宰的肥猪。为什么？因为中国太弱，不能为她的国民撑腰！”

    周赫煊的演技很高明，说到后面都是吼出来的，脸上尽是悲戚之色。

    而在场师生们，也渐渐被他的“身世”吸引，抛弃杂念驻足聆听。

    周赫煊说：“我在南洋当过乞丐，做过报童，饿极了也不免沦为小偷。那时我最大的梦想，就是每天能吃饱，有个躲避风吹雨淋的房子。中国是什么？我不知道，那跟我无关。”

    沈从文心想：原来《神女》的创作，来源于周先生的自身经历。

    “十岁那年，我偷了一个传教士的面包，并被当场抓住，”周赫煊冷笑道，“他没有把我交给警察，而是收我做小跟班。但他可不是什么善人，我不但要干活，还经常遭他打骂，被他称作猪崽子。但我要感谢他，是他教我读写英文。后来我又随传教士去了美国，那可真是个糟糕的国家。你们没有留过洋的，可千万别把列强当成天堂。那里的穷人，不见得比中国百姓过得好。英国的工厂里，每年多有很多儿童死亡或者残废。而标榜民主的美国，第一等是白人，第二等是拉美人，第三等是黑人和印第安土著，至于中国人，地位可能比畜生要好些。我见过中国人被活活打死，美国警察就在旁边看热闹。那时我开始思考，中国到底是什么？我为什么是中国人？中国究竟怎么了？”

    是啊，中国究竟怎么了？

    学生们或悲愤，或沉默，全都沉浸于周赫煊的故事当中，反倒把他校长的身份给忘掉。

    周赫煊在一步步转移话题，他做到了。

    嗯，接着忽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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